郝雪琳 郑建明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吴越国及其文化再次进入大众视野。秘色瓷，作为这一时期工艺美学的巅峰代表，不仅是吴越国保境安民、纳贡中原的物质见证，更是江南文化典雅精致精神内核的艺术结晶。
世人多从诗句中想象其美：晚唐陆龟蒙赞其“夺得千峰翠色来”，五代徐夤喻其“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同时，“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的说法，又为其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一跨越千年的迷雾，直至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开启方被驱散。地宫出土的13件青瓷器，与《衣物账碑》上“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的记载完全吻合，世人方知传说非虚。
作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专为官方烧制的顶级瓷器，秘色瓷既服务于吴越国王室的日常与礼制，亦作为重要“国礼”大量进贡至中原。在吴越国钱氏王陵及贵族墓葬中，如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鏐的父母钱宽、水邱氏夫妇墓中，其子第二代国王钱元瓘及其夫人马氏康陵中，都出土了众多品质卓绝的秘色瓷，述说着王室的奢华与内部的礼制规范。其作为贡品的踪迹，远播至中原王朝与北方辽境。北宋皇陵出土的云鹤纹套盒、辽祖陵出土的龙凤纹大盘、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青瓷官字款盘、辽代贵族墓韩佚墓出土的人物宴乐纹执壶与温碗等，皆被视为秘色瓷。它们共同勾勒出秘色瓷作为顶级商品与政治礼物所构建的璀璨脉络。
这些秘色瓷由何处烧造？2017年浙江慈溪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为这抹天青传奇找到了确切的产地。此次发掘不仅确认该窑址是晚唐五代时期烧造秘色瓷的核心窑场，更以一系列关键证据建立了从生产到使用的完整链条：除了造型和胎釉特征相符外，窑址出土的个别瓷质匣钵上清晰刻有“罗湖师秘色椀”字样；窑址中的八棱净瓶残件，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八棱净瓶底款完全一致。这些发现，使秘色瓷生产与流通的对应关系有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
秘色瓷作为越窑艺术的巅峰，代表了一个时代工艺与审美的完美融合。秘色瓷的美学核心，在于摒弃繁缛纹样，以造型的端庄气度与釉色的温润内敛取胜。其器型丰富多样，以碗、盘、钵、盏、盒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盏托等。每种器物又有多种造型，皆在简约线条中蕴藏匠心。其釉质莹洁，光泽柔和，观之如远山含黛，触之若春水微澜，充分契合了江南文化自唐以来所崇尚的雅致、含蓄的审美气质。
为追求“如冰似玉、无水似水”的艺术效果，工匠们首创了瓷质匣钵以釉密封、单件装烧的极致工艺，确保了釉色的纯净与完美。每一件器物，从拉坯修形到满釉封烧，皆不计工本、精益求精，体现了其作为晚唐五代宫廷用瓷的专属性。
秘色瓷开创了以釉色与造型为核心的高端青瓷审美范式。其天青釉色与精细工艺，完成了对金银器韵味的巧妙转化，不仅为后世汝窑、南宋官窑的“雨过天青”提供了美学源头，也深远影响了龙泉窑的粉青、梅子青釉乃至高丽青瓷的审美取向。
为何在乱世中这抹天青能达到至臻至美之境？答案深植于吴越国独特的历史境遇。当五代十国战乱频仍之际，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在钱氏三代治下，70余年相对安定，为手工业的登峰造极提供了土壤。同时，为在乱世中生存，吴越国力行纳贡中原之策，以精美瓷器换取政治认可与和平。为此，吴越国在越窑核心产区上林湖设立“省瓷窑务”，管理窑业生产，开创了早期“官窑”制度。后司岙窑址出土的“官”字款匣钵、窑址附近出土的光化三年（公元900年）墓志罐上“贡窑”的记载，都确证了其官方烧造属性。正是这种垄断性资源投入与制度化生产，为秘色瓷的极致工艺奠定了基础。
如今，在博物馆的展柜中，我们依然能与那抹天青相遇。它静静地诉说着一个王朝的故事、一个家族的智慧、一个时代的审美。秘色瓷是泥土与火焰的传奇，是工匠与诗人的对话，是吴越国在乱世中创造的一抹文明亮色。它没有随着吴越国的消失而湮灭，反而化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在宋瓷的辉煌中重生，在千年的传承中不朽。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辑：肖潇 责任编辑：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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