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国际看点｜80年前的东京审判，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成势为患之际，东京审判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新型军国主义”主要有什么特征？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怎样的威胁？

　　本期“新华网国际看点”连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曹鲁晓，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解读。

　　新华网：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东京审判是如何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的？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确立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曹鲁晓：80年前，国际检察局通过起诉针对侵略战争的共同谋议、发动和执行，以及杀人罪、普通战争罪等罪行，将28名甲级战犯送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称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回顾了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亚太各国的侵略战争，细密地检视了检辩双方所提供证据，传唤证人400余名，驳斥了辩方及被告提出的诸多谬论，以《东京宪章》所规定的诸项国际刑法罪名及原则，将应对侵略战争负最高责任的日本军政要人绳之以法，并对伴随侵略而发生的各类事件、暴行一一定性。

　　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后续审判以及BC级审判一道，将与侵略战争有关的高官政要、军事指挥官以及命令执行者等各级战犯加以惩处，巩固了现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体系，为后世追究战争罪责提供了法理依据和先例。

　　与此同时，东京审判与日本和平宪法互相配合，彻底终结日本在东亚的殖民霸权，重塑地缘政治，从国际、国内两个方向，制度、司法两个层面，判定日本的侵略史实，灭除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任何借口，构筑亚太地区的和平框架。

　　新华网：80年后的今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恶苗以惊人速度滋长，成势为患。“新型军国主义”有哪些主要特征？其终极目标是什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所谓“新型军国主义”，并非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简单重现，而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残余在当今时代的一种变相呈现。它的终极目标是日本右翼势力在拒绝反省侵略历史前提下，妄图彻底摆脱二战战败国地位，谋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并争夺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的主导权。

　　在特征层面，一是它的政治包装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它摒弃了传统军国主义赤裸裸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宣传，转而以“国家正常化”、“专守防卫”、应对“外部威胁”等话语为幌子，通过修宪扩军、强化同盟等所谓合法路径来推进对外军事扩张。高市早苗内阁提出的自卫队路线，加强“反击能力”建设等做法，实际上都体现出这一特征。

　　二是日本军事体系的进攻型转型。日本事实上已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现在日本的防卫预算在GDP占比已达到2%，大量的防卫开支投向如远程打击力量的构建、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无人作战系统等进攻性的领域，并且要研发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国产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水上舰队以及航空自卫队“宇宙作战团”的组建，也是具有进攻性的军事组织的改编。

　　三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日本右翼保守势力通过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犯、参拜靖国神社、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试图重构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为军事扩张制造思想基础。

　　四是日本国内军政体制的重构。比如说，日本国内最近要设立“国家情报局”，被视为要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最近，大幅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也被认为是推动建立新型军工复合体。这些都是被视为日本政府正在推动构建军政一体化的战争机器。

　　这些做法的终极目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短期内，日本想要获得完整的交战权和远程打击能力，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中期来看，要成为一个军工出口大国，并要扩大全球军事影响力；长期来看，日本想要摆脱战败国地位，彻底改写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使日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大国。

　　这一进程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当时的军部通过制造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的军国主义扩张路径有一定相似性，只是它现在的包装更为精巧，但它的内核还是一脉相承的。

　　新华网：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之际，东京审判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曹鲁晓：回顾东京审判的历史可以知道，中国在（抗日）战争末期及战后，主动提出追究日本战争罪行，并与同盟国一起，搜集日本罪证，参与战犯处置工作，绝不放弃对侵华行径的追责，不缺席正义的审判。

　　东京审判告诉我们，即使日本为诸如发动“九一八”事变，扩大“七七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等行动寻找若干借口，但不管是以“自我防卫”为名，还是以“解放别国”为名，干涉就是干涉，侵略就是侵略，不会因为任何形式的修饰和伪装改变性质，不会轻易蒙蔽秉持正义的国家和追求和平的国际社会。不但付诸实际行径是这样，为此而进行的谋议也是这样。

　　东京审判作为司法实践的先例，不再允许将发动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手段，树立了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的法律理念，从法理上遏制任何形式的军国主义复活，并留存了记载日本侵略的庭审记录及证据文献，防止日本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在国际上立足，巩固和平秩序，对军国主义抬头形成隐形但长久的威慑。同时，回顾东京审判，也有助于了解中国维护和平正义的决心，警示任何抱有侥幸心理、对中国谋议和实施行动的团体和个人。

　　新华网：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是如何对东京审判进行抹黑、否定的？他们想挣脱什么？

　　曹鲁晓：长期以来，日本右翼通过质疑东京审判的管辖权，反复声称反和平罪等罪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歪曲、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提出反思战争罪行及战争责任是“自虐”等方式，对东京审判加以抹黑。其中声量最高的论调是，认为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是非法的、不公的，不具备程序正义。这样的声音目的是推翻日本侵略的历史定论，洗脱战争罪责，进一步抹杀日本各界对战争的反思，为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增加防卫预算，推动军事扩张等制造舆论声势，谋求其所谓“正常国家”乃至“大国”的地位。但如果回顾东京审判的历史，以及检视中国学界、日本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就可以知道这类说辞是无法立足的。

　　新华网：日前，高市早苗连续向靖国神社分别供奉祭品、祭祀费，超百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这暴露了当前日本政府的哪些错误认知？

　　项昊宇: 在东京审判即将迎来开庭80周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日本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这种一系列的行径，充分暴露出当前日本统治集团在历史认知、战争责任、国际正义以及安全观念这四大维度上存在根本性的谬误。

　　一是历史认知存在严重的修正主义。靖国神社供奉着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载体和对外发动战争的动员工具。高市早苗对其的姿态，本质上是将侵略历史美化为“自卫战争”，否认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反人类的侵略罪行，也无视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战争罪行的认定和历史正义。这与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共识，形成一种正面对立。

　　二是日本国内对于战争责任企图虚无化的做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是对侵略历史的无罪化处理，违背了日本作为战败国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高市早苗在担任首相之前的近20年来，几乎每年都前往参拜。日本的内阁成员也是频繁前往参拜，再加上跨党派的议员每年大举集体参拜，这些都显示出日本政治精英对于战争罪责的集体漠视。这与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深刻反省形成鲜明的对比，暴露出日本精英阶层对于侵略历史的认知存在严重倒退，以及对责任的逃避。

　　三是对国际正义的公然挑衅。东京审判作为二战后国际正义的重要体现，明确了侵略战争是犯罪，战犯必须被追责这一国际法的原则。日本政客的参拜行为是对这一历史正义的公然挑战，也是对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供奉祭品，更是将个人的错误立场上升为政府的行为，这也破坏了日本与周边国家政治互信的基础。

　　四是安全观念的军事化。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行为与日本“再军事化”的进程形成呼应。日本政要试图通过塑造自身作为“受害国”的叙事来煽动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为进一步地推动修宪扩军来制造社会民意的基础。这也暴露出日本政府将军事力量视为解决国际争端首要手段的危险倾向，违背了和平宪法的精神以及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

　　这些错误认知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推动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任其发展，日本还可能会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进而严重地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

　　新华网：高市早苗近日公然宣称，希望明年能够在提出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并强调“修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您对此怎么看？

　　项昊宇：高市早苗对修宪的激进姿态，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冲击和平宪法的图谋，正在从过去的政治试探转向正面突破，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从法律层面来看，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这一作为国家的权利，不保持战力。高市早苗推动的自卫队路线本质上是对这一和平基石的根本性颠覆，其背后是自民党长期以来“渐进式”修宪策略的加速实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对宪法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以及通过《周边事态法》、新安保法等一系列补充法律的修订,事实上已经逐步架空了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精神。如今试图正式通过修宪完成所谓的合法转型，实际就是谋求彻底摆脱战后的军事束缚。

　　从政治层面来看，高市早苗的修宪主张具有强烈的投机性。现在自民党在众议院已经占据超过2/3的议席，具备发起修宪动议的法定门槛。她试图利用这一政治优势，以“国家正常化”的口号，来迎合部分民众对于改变现状的期待，进而来转移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同时巩固右翼势力的政治基础。

　　从战略层面来看，修宪是日本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的核心目标。一旦实现的话，将为日本获得完整的交战权，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以及参与海外战争提供法律依据。这与日本现在扩充军费、部署进攻性武器、解禁武器出口等军事行动形成呼应，构建起一套法律、军事、外交三位一体的扩张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修宪主张现在日本国内还是面临很多民众的反对和质疑。同时，日本国内围绕修宪的动向也引发了二战亚洲受害国的强烈反对，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高市早苗强行推进修宪的话，不仅违背日本对于国际社会做出的和平发展的承诺，最终也会使日本陷入外交孤立，损害日本自身的长远国家利益。

　　新华网: 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部署进攻性导弹、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当前的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怎样的威胁？

　　项昊宇: 日本这一系列的“再军事化”动作还是暴露出日本的战略野心，就是想要突破战后束缚、构建军事霸权、干预地区事务、改写国际秩序这种深层次的战略野心。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系统性、结构性的冲击。

　　首先是谋求彻底摆脱战败国的地位。通过军事力量的扩张、军事制度的重构，日本试图打破二战后形成的战败国、和平国家的定位，追求所谓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军事和政治地位。高市早苗内阁提出的所谓“反击能力”建设以及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举措，本质上是对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国际秩序的挑战。

　　其次是想要构建“军事工业-外交”复合霸权。日本已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为军工产业全球化拓展创造条件，试图通过军事技术的输出以及军事合作来扩大全球军事影响力，甚至要在地区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军事同盟网络。

　　第三是谋求介入地区事务。日本以“应对中国威胁”为借口，在西南诸岛部署导弹，强化美日同盟，参与美菲军演，试图以此来牵制、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护自身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它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超出了自卫范畴，具有明显的进攻性与挑衅性。

　　日本这种做法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破坏国际法治的基础。日本“再军事化”违背和平宪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精神，也挑战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战争责任原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国家效仿来突破国际规则的约束。

　　第二是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日本现在部署射程可以覆盖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整个朝鲜半岛乃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远程打击导弹，以及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这些做法，将使周边国家不得不强化军事部署、采取反制措施，这会影响到地区的战略稳定。

　　第三是增加地区和全球冲突风险。日本解禁武器出口之后，杀伤性武器可能会流向冲突地区。日本所谓构建“反击能力”会使日本具备先发打击的能力。这些都可能使日本在区域冲突争端当中采取冒险行动，进一步介入地区乃至全球的军事冲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动向与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形成相互呼应。高市早苗内阁既否认侵略历史，又加速军事扩张，这种危险的做法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存在某种相似性。如果不加以遏制、任其发展，不排除会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再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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