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车间的那些师傅们（创作谈）

　　武 歆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3月26日 第 07 版）

　　创作长篇散文《师傅》源于多种原因：首先，我有过6年工厂经历，6年时光给我人生之路带来无法抹去的印记；其次，1983年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是工业题材，给我的写作带来永不褪色的工业印记。这两方面的“印记”，是我创作“社会工业题材”的“永动机”。同时，也有遗憾和感触。比如，我虽然在车间工作过，但是没当过师傅，没有享受过你在前面走，徒弟跟在你身后的成就感；没有经历过看到徒弟在你通俗易懂的讲解下掌握劳动技能后而豁然开朗的自豪感。随着年龄增大，在遗憾和感触中，我总是想起40多年前对我指导、帮助、包容的师傅们，只要想起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温暖。

　　我先后有过两位令我骄傲的铆工师傅，他们是“带我”的师傅，属于车间“官方认定”的师徒关系。第一个师傅姓杨，第二个师傅姓王。他们也是铆工组长，一个年轻、一个年长；杨师傅和王师傅在车间里都是顶呱呱的技术高手。我目睹过工程师和技术员，在摊开的图纸面前，谦虚地向我师傅请教的过程。只要想起那些场面，我就激动不已。

　　我早就有过想法，用文字去书写带过我的师傅以及所有指导过我的师傅们，还有车间里的其他师傅，用文学的方式向他们致敬，同时也弥补我虽然当过工人，但没有当过师傅的人生遗憾。我始终认为，60岁以后的人生是用来弥补遗憾的，而用文学的方式弥补又最神圣。

　　写作伊始，我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采用哪种体裁来讲述师傅的故事？第二个，如何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第一个问题很快确定下来，采用“非虚构”散文体的方式。

　　第二个问题我犹豫不决。最初，我准备采用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方式来创作《师傅》。很多年前我有过文本试验，钟情“读书笔记”，读完一部经典作品，用散文语言和小说结构来写读书笔记，后来再改成“读书笔记小说”和“读书笔记散文”。再后来，我又把“读书笔记”的写作更加极致化，把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品和不同国籍的经典作家进行新的整合和构建，变成一部完全陌生的文学作品，比如《李和卡波特来到耶德瓦布内》等。我想用类似的方式来写作《师傅》。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担忧“三工”（工业、工厂和工人）题材和20世纪80年代的工厂故事，读者是否有耐力和精力来静心阅读。我甚至还想过，要巧用悬念来结构情节，创作“非虚构”的《师傅》，就像被称为“悬念女王”的美国作家桑德拉·布朗所认定的那样——“每部小说都应该有悬念”。

　　最后，我还是决定用现实主义的“白描式”手法来写《师傅》，着力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现、工作场景和劳动技能的描摹以及劳动者的内心情感，从而抛弃惯常的写作思路——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来推动叙事发展，按照生活原貌去创作《师傅》。

　　在写作《师傅》之前，我正在阅读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创作的《农事诗》，他笔下的劳动场面没有悬念，却依然能打动人心。“在固定的窝棚之下，往往会有蟒蛇潜入，触之必伤人……还有一种蝮蛇……通常蛰伏于阴暗的屋内，紧贴地面，在牲畜间喷洒毒液。抓起石头，紧握木棒，牧人们，当其气势汹汹地抬头，鼓动嘶嘶作响的脖颈，务必手起棒落，迎头痛击！”

　　古罗马牧人充满动感的劳动画面，让我想到刚进厂时看到的工人师傅抡大锤的场景。工作性质决定，抡大锤是铆工必备的劳动技能。钢板在运输过程中，表面会有凹凸不平的问题，在工件焊接、组装之前，工人要对钢板进行找平。虽然当时有了油压机、滚板机等机械设备，但是面积不大的凹凸面，机器无法完成找平工作，必须手工操作，需要铆工用大锤锤击。大锤重量有多种，铆工最常用的是18磅大锤。抡大锤不仅需要力量，还需要技巧。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抡大锤的画面带着力量的美感。我当时并不觉得什么，多年以后在生活中遇到悲怆、胆怯、畏缩、犹疑之时，我所经历过的高强度劳动，的确能抚慰内心深处突然闪过的脆弱，带来精神上的鼓舞。这是没有经历过高强度劳动的人不能体味的。

　　重新回到文学创作上，假如《师傅》只是单纯书写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即使用笔再细腻再精致，那也是片面的。

　　古老的《诗经》给我们的写作带来启示。只是描写“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肯定不是劳动的完整表述，一定要有“河水清且涟猗”的自然风光描写，要有劳动场景和自然风光的相互结合，以及劳动过程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呈现。我想，围绕“师傅”本身，还要将“涟漪”不断向外拓展。于是，我在《师傅》中除了讲述“师傅”的故事，还有车间氛围、生产场景的描述；还有师傅家庭状况、亲人命运的表现，以及《师傅》发生地天津历史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不能停步，还要将“涟漪”继续延伸，不仅书写“师傅”在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还要通过讲述他们子女的命运，将叙事时间合理而自然地延续到当下，以与当下的年轻读者产生精神共鸣。

　　我还把少年时代对于《水浒传》的喜爱，投射到《师傅》的写作中。少时读《水浒传》，我能把一百单八将与他们对应的绰号背得滚瓜烂熟。那时候，哥姐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来到家里，上小学的我就会被唤出来进行才艺展示。来人拿着《水浒传》，或说人名让我背出绰号，或说绰号让我背出人名。在《师傅》中，我也把12位师傅的名字配上12个绰号，在吻合当年天津工厂的流行风尚之外，也是对我少年时代阅读乐趣的情感追忆。另外，我在《师傅》的写作中，努力追求口语化的叙述，努力与工人师傅的职业个性以及天津地域文化相互匹配，正像为本书作序的蒋子龙先生讲的那样，“很像是满嘴天津话的人在漫话家常，自然清新，时有妙语”。我知道这是蒋老师对《师傅》的鼓励，但我的确也是在向这方面努力。

　　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调离车间时，师傅对我鼓励的话语：你去了文化单位，可以更好发挥特长，你要多写写咱们车间，多写写车间的铆工。我答应了，但是答应得不是那么坚定，因为我当时尽管已经发表作品，但还非常幼稚并缺乏自信。那时候，我在文学刊物发表的作品，师傅们并不都能看到；发表在天津本地报纸上的作品，师傅们是能看到的。只要看到我的文章，他们就会传看，还会对新来的工人讲，这个作者过去就是咱们车间的。

　　写完《师傅》，我的心中有着无限感慨：岁月，不仅是用来追忆的，也是用来书写的。

责任编辑：陈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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