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闻网 文/孙仲兴
母亲八十五岁那年九月末，突然双腿行动不便。清晨，接到消息的我迅速赶到父亲家，二话沒说从三楼抱起母亲，乘出租车赶往二三四医院。我在医院各楼层间奔波，陪母亲完成各项检查。结果出来后，母亲被确诊为脑血栓，压迫神经导致下肢瘫痪。主治医师孙医生表示："需要住院治疗，老太太的病并不严重，你们来得及时，诊断明确，用药后一周左右就能好转。"他特别嘱咐使用进口针剂效果更佳，但每针一千六百元，且无法报销。想到母亲为了这个家操劳一生，作为全职太太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退休金，我毫不犹豫地对医生说："只要有效果，费用不是问题。"母亲住进神经内科病房，输液后渐渐熟睡。我默默守候在床边，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一上午四瓶药液缓缓注入母亲的血管。困难的是，母亲下肢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常常弄得一片狼藉。两个弟弟都不在身边，妻子在外地带孙子，我只能每天为母亲清洗身体。母亲总感到不好意思，她布满老年斑的手抚摸着我花白的头发，喃喃道："唉，我没能生个闺女。辛苦你了，老大。"泪水从她眼角滑落，我别过脸去，不敢与母亲对视。
母亲这一生饱经风霜。她十六岁嫁入我家，成为父亲的新娘。一九五九年以前，全家五口人，父亲月工资一百零三元，爷爷经营着城里唯一的一家饭馆，家境宽裕，奶奶操持家务。一九五八年爷爷突然离世，全家仅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又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奶奶年事已高，家中又添了二弟。
一九六四年，奶奶将家中经济大权交给母亲，让她管理这个五口之家。习惯了安逸生活的母亲突然肩负起家庭重担，一时手足无措。她意识到不仅要节流，还得开源，下定决心改变现状。恰逢北票矿务局总机厂高炉车间招收砸石子的临时工，母亲便报了名，成为了一名砸石工。母亲自小未做过粗活，几天下来已腰酸腿痛，那双细嫩的手上也磨出了一个个血泡。夏日里，她被晒得黝黑；冬天，刺骨的寒风又使她的双手双脚红肿如馒头。谁也想不到，这位辛苦劳作的妇女竟是北票矿工报那位舞文弄墨的总编辑的妻子。
一九六四年，父亲从局党委办公室调到矿工报担任总编，报社有一台公用的采访照相机。父亲有时会因公将相机带回家，顺便为我和弟弟拍张合影。不料有 好事者向局党委反映了此事，父亲受到了严厉批评。母亲看到垂头丧气的父亲，既心疼又难过。坚强的母亲决定用三个月砸石子的工资，为家里买一台照相机。
一九六四年十月，父亲利用去锦州出差的机会，购置了家中第一件大件——一台海鸥牌照相机。父亲心灵手巧，还自制了一台简易的印相机。从此，每逢周六晚上九点多钟，父亲便将北屋窗户严严实实地堵上，冲洗胶卷、印制照片，忙得不亦乐乎。这台相机成了全家的珍宝，每到周日或节假日，父亲都会带上全家去公园或南山游玩，一张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的童年，定格了那个时代的记忆，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兄弟三人也渐渐学会了摄影，尤其是我，将其作为了终身职业。如今，父母都已离世，唯有那台相机依然保存完好。每当我看到它，脑海中便浮现出父亲在相机旁忙碌的身影，以及母亲挥舞十多斤重的铁锤砸石子的画面。母亲啊，您为了这个家，真是受尽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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