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观众审美需求的日益提升，考古文博纪录片近年来迅速发展。《何以中国》《又见三星堆》等优秀作品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引领着观众穿越时空隧道，探寻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文明瑰宝，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考古热”“文博热”。然而，部分创作者在积极探索创意表达的新路径时，偏离了原本的学术与艺术追求，过于追求视觉效果的震撼、情节的戏剧化以及观众即时的感官刺激。这导致部分考古文博纪录片在内容的深度探索与精细呈现上浅尝辄止，甚至出现过度娱乐化的趋势。
有些纪录片试图通过融入网络流行语、段子等元素，来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如某纪录片里，古代士兵以说唱的形式讲述心路历程，博物馆里的人俑互相调侃对方的啤酒肚，秦国官员抱怨职场压力大。而另一部纪录片在讲班超出使西域的故事时，小剧场上演了一出“跟着班超向西行”的“旅游综艺”；讲汉代厕所时，又摇身一变，仿佛成了“每日农经”节目，让记者采访“汉代村民”如何用厕所的发酵物沤肥。这种尝试将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置于现代语境之中，让观众产生“穿越之感”，或可激发观赏兴趣，提升观赏体验，却容易使内容夹杂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使观众对历史事件和文物故事产生误解。
还有一些纪录片为吸引观众注意，抛出一些突兀无据的“未解之谜”。这些谜题伴随着阴森恐怖、令人心悸的剪辑手法、背景音乐、叙事方式，制造出紧张、压抑、悬疑的观感。比如某纪录片围绕“汉墓里出现一具姿态诡异的唐代人骨遗骸”展开讲述，把考古过程拍得好似“刑侦探案”。最终得出结论，这可能是唐代盗墓贼分赃不均引起的凶杀案，也可能只是唐代凶杀案的抛尸地点。不管是哪种推测，都与汉墓关系不大。创作者过度渲染戏剧氛围，营造一种故弄玄虚之感，反而会阻碍观众对考古工作的深入了解。
针对考古文博纪录片创作出现的这些“越界”现象，可以从两个层面剖析原因。从认知层面看，部分创作者对考古和文物与博物馆学的理解、界定及其内在价值的把握上有些模糊，甚至存在认识误区。在构思与创作的过程中，这种认知问题导致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将考古活动与盗墓寻宝这类充满刺激与冒险色彩的行为混为一谈，忽视了考古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社会意义；二是将文物简单地等同于市场上的古玩藏品，忽视了其作为历史见证者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独特历史信息，使创作狭窄化、浅薄化。而从创作动机来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纪录片的受众群体日益年轻化。他们追求新鲜感，喜欢有趣、轻松的内容，更乐于参与到内容的创作与分享中。部分考古文博纪录片为了迎合年轻观众的这些需求，激发其观看热情，在创作中一味追求戏剧性，结果把“述说”变成“戏说”，历史变成“秘史”。还有部分主创将商业考量置于艺术追求之上，为了获得更多流量，追求爆点、爽点，设置大量虚构内容或出位情节，甚至在拿捏纪实元素多少的过程中突破了非虚构的底线，离业界对纪实精神的基本共识渐行渐远。
对于考古文博纪录片来说，创意表达不能没有边界限制。一味迎合大众娱乐化需求，有损考古文博纪录片的艺术质量和社会价值。纪录片作为传递历史文化知识的重要媒介，其内容应当严谨准确，紧密围绕历史的真实面貌和文物的实际特征展开，做到历史真实性与叙事趣味性相平衡、科学精神与大众接受度相协调。尽量避免缺乏依据的演绎或无关紧要的联想，这样才能实现信息的真实传递与文化的正确解读。
具体而言，创作可以采用情景模拟。运用高质量的CGI（计算机生成图像）和VR（虚拟现实）技术，对古代场景进行复原，并在画面上标注“模拟场景”字样。通过“前景”叙事技巧，即在不直接干预历史叙述的前提下，巧妙地通过视觉和声音效果营造身临其境的感觉，使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历历史。创作也可以展开互动叙事。比如，利用新媒体平台设计互动叙事环节，或让观众通过投票决定探索方向，或邀请观众上传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形成“观众共创”内容。创作还可以优化感官体验。比如，结合视频、音频、图文、动画等多种媒介形式，打造全方位观赏体验，使观众能从多个角度理解历史。
综上，考古文博纪录片的创意表达不能越过“真实”这条边界。在坚守这一准则的前提下，创作者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综合运用技术创新、叙事优化和多媒体融合等策略，找到与观众共情共鸣的“最大公约数”，让人们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既能获得愉悦身心的审美体验，又能潜移默化地加深对作品所要传递的考古文博知识以及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和认同。
（作者：王克修 陈琼瑛，分别系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讲师）
责任编辑：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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