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黄庭坚的《山谷集》，我们会发现从元祐后期到南迁黔南、戎州期间，山谷诗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以经典为诗料进行说理的倾向。“诗料”源自书本或是现实，表现在作法上就是“用事”或者“直写”。两者相反相成，不可偏废。用事过度则易因饾饤而使主旨晦昧、意脉破碎，目击直书则易使诗歌滑易，直白少味。北宋诗坛的苏、黄二家，苏诗时有后一种弊端，黄诗则倾向于前一类。金代王若虚《滹南诗话》批评黄诗“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准以此评，首当其冲的便是山谷的这一类“理语”诗。
其中大部分是从经子典籍中择取蕴含义理的词句、事类，将之缀入五六七言的形式里，借以阐说儒家立身行事为学之道。这类作品每多格言警句。但若就传统标准来看，往往会如王若虚所言，事象多而碎，不够浑成。如《颐轩诗》其一：“金石不随波，松竹知岁寒。冥此芸芸境，回向自心观。”其六：“泾流不浊渭，种桃无李实。养心去尘缘，光明生虚室。”金石、松竹、泾渭、桃李等事物并无必然现实关联，意象支离琐碎，无法使读者感知到一个完整的视觉画面。但严肃的道德说教需要的是清晰的理路，在审美性上不必苛求，况且山谷在此前及此后也并非没有情、景、事、理完美融合的作品。就此二诗而论，诗人要揭明的是须认明心源，以为本知，对于外界尘俗的缁染要坚决摒除之。而前一诗是从内在的持守出发而论；后一首讲清心寡欲、分别诸尘缘，是从对外的角度而论的。二诗结构相近，都是前两句用事类喻理，后两句劝诫；主旨一致，而在立意上互为补充，实在是一组精妙的格言诗。
黄庭坚的心性论哲学体系就是由这类诗作来阐释和演绎的。山谷有他独特的一套见解，所论既共同指向一个中心，又能互为补充说明。比如他在一诗中说：“喜与嗔同本，嗔时喜自俱。”于另一诗里又说：“狙公倒七芋，勿用嗔喜对。”这两处用的都是《庄子·齐物论》中“狙公赋芋，朝三暮四”的故事，但强调的侧重点有异，前者阐其理，后者明其用。我们读这两句，像是获览了山谷本人的读《庄子》的札记或曰笺释，道理简单却深刻，是原书所未载的。
对于这类诗作，王若虚认为它“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叶梦得也批评道“何用事此死声活气语也”，我们对二人意见不敢苟同。譬如上文所分析的两句，展示出的就是山谷经历了宦海风波、体验了人生沉浮之后，所练就的一种顺逆之境交现于前而喜怒之形不现于色的姿态，这是他忠厚乐易、笃行仁义的最佳注脚。此类看似枯燥的理语，背后是山谷亲身的经历与随之不断深刻着的体会。比如他在戎州时劝勉黄斌老清心寡欲、慎于食色的几句：“外物攻伐人，钟鼓作声气。待渠弓箭尽，我自味无味。”这让我们想到黄氏在青年时代任叶尉时发表的那番言论：“夫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此物之情也。故极道狭邪游冶之乐、江湖契阔之愁，至萧然疲役，不可支持，乃反之以正云。”（《再和元礼春怀十首序》）可见他对黄斌老的劝诫，依据的是自身生活经验。我们读着山谷诗集中这类朴素的理语，不难怀想他隐藏在诗句背后的阅历和感慨。
黄庭坚并未任由他理语诗中的这种“朴素”发展下去。首先，这类作品并未成为他创作的主流。比如他作六首《颐轩诗》的同时，也有《寺斋睡起二首》《记梦》那样或疏俊、或绮丽的作品。根据我们上文提到的一些理语诗可以看出，他的这类诗作多属于劝勉后进的酬赠类，正需要经典中这类精警的格言来作“诗料”，但也并非径直搬来。如上所举，“金石”“松柏”的谓语是“不随”“不知”，这就使冷冰冰的外物被赋予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具有了高尚的人格。并且山谷理语诗的写作，愈到后来愈注重其艺术性，而非热衷于讲习性理之学的士人们那些枯燥、槎枒、浅露的说理韵语可比。
山谷的这类诗作集中出现在元祐后期至谪居黔、戎的数年间，此段时间恰与他的“废诗期”相合。这几年由于诸多不可避免的外部因素，他的生活处境甚为艰难，尤其是遭贬以后。若将与他经历相近的苏轼兄弟的书写谪居生活的诗作拿来比较，就会发现，他创作中这种纯作理语、不涉及日常琐碎的书写倾向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识和评价他这类作品的意义？
首先，他此时的生活状态并非溪山松风之间的高士，而是“已为黔中老农耳”。他一方面“杖藜草履，林下与老农渔父游”，一方面也接受地方官员的府会酒筵邀约。虽经历丰富，诗歌创作却暂停下来。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琐屑杂事，山谷并非不关心，而是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进行了文体选择，以其他文体记日常，以诗歌讲道德。比如填词忆念远在万里外的家人，作书与人谈论日常柴米、养生之道等。并且他的这些“理语”并非与生活细事无关，反倒正是源于日常、有为而发的，比如上文提到劝诫黄斌老的那两句“外物攻伐人，钟鼓作声气”，以及“宴安衽席间，蛟鳄垂涎地”，用的是《左传》中“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者，过也”的语典，讲的是关乎日用的常理。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作品诗题与序言的关系。例如《颐轩诗》以短小的六首绝句罗列出修身养德的格言，却以数百字的小序从内、外两方面引证论说“尽性”乃颐养之要诀。若将诗序中丰富而形象的故事化入诗作中，理、事结合，夹叙夹议，或许诗歌的面貌会有所不同。黄氏有意将那些形象可感的、宜作为“肌理”的事类抽取出来，而把诗作浓缩为纯任理语、铿然有声的道德格言。山谷在《次韵杨明叔四首》前的诗序里说：“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故次韵作四诗报之，耕礼义之田而深其耒。”在山谷心目中，这一类创作也应属于道德履践的范畴，应当高明严肃而切于实用。迁谪期间集中出现的纯作理语的格言诗，正是万里投荒、潜伏林泉的黄庭坚约己修身、持守本心的宣言。他谪居黔南，尝作书与秦观共勉道：“古之人不得躬行于高明之势，则心亨于寂寞之宅；功名之途不能使万夫举首，则言行之实必能与日月争光。”（《与太虚书》）后因避嫌徙居戎州，在生存境况最艰难的时候又寄书友人，重申此理：“古之人不从流俗之波，自放于深山穷谷，非为山川之美与不交世事无忧患而已，盖欲深明己事，关百圣而不愧，质鬼神而无疑，故于彼有所不愿耳。”（《答王子厚书》）他书信中所说“己事”，也就是融摄三家、关乎本体的心性之学。并且，他的这套理论认为心性修养不仅要验之行事，且须发为文章。故而在他的格言诗中，“文”与“行”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文章瑞世惊人，学行刳心润身。”“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既重视道德心性，同时并未像理学家那样忽视诗文创作；并且为了“道”的更为明晰深刻，愈发追求“器”的高妙精美。譬如此处征引的两句六言诗，前一例刻意用了个生硬的“刳”字，读来令人骇愕，但也因此反收精警动人之效。后一例打破六言诗惯常二字一顿的呆板句式，转用古文句法，于拗折之中现出铿锵之致。
黄庭坚不认同“熙宁、元丰间大儒”的空谈性命之学，因为其远离日用人伦而显得空虚；同时也反对“后生玩华藻，照影空没世”的矜诩文辞风习，因为那多半是不能够直指本心的绮语浪言。他在迁谪期间所作的这类理语诗，既有切于日用的观照，也能摒弃浮华直造其理，但又保持并发挥了诗歌应具的艺术性。这类作品既是他忠厚坚毅品节的自然流露和艺术演绎，又是对所历所感的沉潜和反思。山谷此后诗作中，无论是对日常中事情物理的摹写发挥，还是对重大朝事政局变动的议论评价，都是以这类理语诗所参与建构的心性之学为根基的。
（作者：赵旭，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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