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琴学文献的吉光片羽_

《幽兰妙指：唐抄古琴文献二种》

吴文光 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碣石调幽兰》，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琴用指法》文字细节，朱笔符号代表一种古琴指法，至今尚未被破译解读。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工作人员正在展卷拍摄《琴用指法》。上海书画出版社供图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音乐文献是比较独特的一类——虽然不缺少广为人知的名篇名作，但从整体来看，存留至今的音乐文献数量较少，又往往分散著录于经、子、集等不同文献部类中，难以集中、直观地呈现其规模；音乐文献往往缺少丰富充实的版本系统，不便于进行文献整理；宋代之前单独成书的音乐文献，散佚问题极为严重，很难以相对完整的面貌流传，大多因零星记录于其他文献而被保存下来，总体呈“碎片化”状态。以上三个特征，都导致音乐文献不易收集、整理与使用，并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

2024年，由著名琴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吴文光先生担任主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幽兰妙指：唐抄古琴文献二种》（以下简称《幽兰妙指》）正式问世。此书名来自本书收录的两种极为重要的古抄本琴学文献——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碣石调幽兰》与现藏于日本彦根城博物馆的《琴用指法》。这两种抄本古琴文献首次以完整、高清的形式在国内正式出版，令音乐学界颇为振奋。

两种稀见唐代琴学文献

在音乐文献中，琴学文献又有着独特风貌。琴学文献堪称最早体现出“个人撰著”性质的音乐文献类型。自汉至唐，琴书内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内容上，从记录琴曲的“本事”来源，转为着重记录琴谱、手势、指法；在关注点上，从重视琴歌的文学特征转向重视琴曲和琴技的音乐特征；在撰者身份上，从扬雄、桓谭、蔡邕等士人，转向董庭兰、赵耶利、陈拙等琴家；而在文献背后的音乐行为上，则意味着从重视言志、修身、抒情的士人之琴，转向重视技巧、传承的琴师之琴。这是琴学在中古时期至关重要的转型，也对中国音乐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可轻视的影响。这一过程的关键时期是唐代，其中一个表现是琴书的暴发式出现：目前可知的唐代琴书约有三十种，不仅远多于前代，而且绝大部分由琴师所撰，足可见古琴的专门研习已形成相当规模。然而，由于散佚情况严重，这些琴书基本未能保存下来，因此研究者在面对唐代琴学时，不仅缺少“声音材料”，还面临缺少第一手文献材料的窘境。

《幽兰妙指》的重要价值，首先体现在这两部文献填补史料之阙，呈现了唐代琴书“原汁原味”的样态。卷子本《碣石调幽兰》的书写年代大概在七世纪到八世纪前叶，早已作为现存最早的古琴谱，以及唯一传世的“文字谱”实物而为人熟知。然而，自杨宗稷“琴学丛书”收录此谱，到20世纪中期众多琴家合力对《碣石调幽兰》进行释读、打谱与演奏，乃至其后多年间相关音乐史的研究，都是基于清人杨守敬在日获得的、收录于清驻日公使黎庶昌所辑“古逸丛书”中的宝素堂本，但它实际上并非原帙，而是一个影写本或抄录本。直到1970年代之后，旧藏于京都神光院、后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卷子本才逐渐为国人所知。近年来，互联网资源越来越丰富，坊间出现了不少卷子本《碣石调幽兰》的照片，从文字上大体可以识别，但在呈现原卷形制、保存状况、补写补笔等细部书写方面，却难以真正令人满足。如此重要的一种唐抄文献，多年来一直未有可靠的高清版本，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琴用指法》与《碣石调幽兰》相比，虽然知名度远远不及，但重要性却不遑多让。作为现存最早的古琴指法类文献，此卷中所记载的指法与《碣石调幽兰》谱多有相合，因此，除了本身的文献价值外，还可以作为“密码本”，在对《碣石调幽兰》的解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中国学者与琴家用于释读《碣石调幽兰》的“乌丝栏指法谱”，就是基于江户时期儒学家荻生徂徕根据其所见《琴用指法》而作的一个删改本抄录传入中国的。但由于未见原卷，其中的讹误不明之处在很长时间中难以得到订正。

与《碣石调幽兰》不同，《琴用指法》并非对一种琴谱的完整誊写，而是抄集数种琴书而成，换言之，它或许曾是一位琴人习琴过程中所抄录的笔记。其中记有书名与撰者的有三种文献：其一可能是目前可知最早的指法类琴书，出现于北魏；其二则记录了一种类似于梵文的朱笔符号，仅见于此书之中；与这两条独特但仅为孤证的材料相比，对于琴学与音乐史研究具有更大意义的则是第三种，唐人赵耶利的《弹琴右手法》。

赵耶利是唐初最为重要的琴家，在琴曲传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人称其为“赵师”。他不仅琴艺精湛，并且着意于撰著琴书，目前可考的著作，有《胡笳五弄谱》《琴叙谱》《势法象》《琴手势谱》与《弹琴右手法》，其中前四种均尚有数条佚文留存，唯《弹琴右手法》仅留其名。而日藏《琴用指法》中，不仅收有《弹琴右手法》二十六法，几为全帙，更是抄录三种版本，由此，我们足以经过比勘建立一个相对稳定且完整的《弹琴右手法》文本。

在《琴用指法》重现于世之前，世人所知最早且篇幅较长的琴指法谱，署为唐代陈拙所撰。然陈拙为唐末五代间人，且此指法至早仅能追溯至明人书中，其时代及文献可信性都不及赵耶利《弹琴右手法》。《琴用指法》以高清复原图片印行之后，必然会大大推进古琴技法发展史的研究。

音乐文献学研究新思路

除了《碣石调幽兰》与《琴用指法》本身的学术价值以外，《幽兰妙指》的出版，也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学术理念：继琴学研究与音乐史研究两种角度之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明晰的音乐文献学思路。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次出版采取了“合璧”的形式。直观来看，这是一种基于“相似性”的“求全”。然而从文献的生命史来看，其意义远不止于此。一方面，这两部文献在江户时期，由后水尾天皇一同颁赐给乐家狛家，说明在此之前，它们应在较长时间里被保存于同一处。所谓“合璧”，并非现代出版者的“一时兴起”，而是契合了古人对其性质的认知。另一方面，这两部文献在使用中也密不可分。如前所述，《琴用指法》是解读《碣石调幽兰》最为重要的钥匙，二者一同出版，为研究者对照翻检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说，这一“合璧”绝非形式化，它向上呼应了历史，向下则指向了日后必然会出现的，更深入、更细化的研究使用。

第二，本次出版体现了对底本完整度的不懈追求。在获得《琴用指法》底本的过程中，有一段“二次购买”的故事，颇令人感慨。起初，虽然日本彦根城博物馆所提供的官方摄制图已是当时最高清、最权威的图片，但在清晰度以及对写本原貌的完整呈现等方面，仍未能达到尽善尽美。经过中方专家长时间的协调沟通，日方最终同意使用更为高清的设备，并在中方学者在场的情况下，重新进行拍摄，从而获得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清晰图片。这不仅是技术行为，更蕴含着文献学的理念与方法。近十几年来，随着摄制、扫描等技术的发展，古代文献影印出版的技术难度逐渐降低，古代音乐文献的影印集成也大量出现。在这一情况下，文献学的意识，往往成为决定影印文献质量的关键。缺乏这一意识主导的影印出版，易流于草率，以至于缺失底本的形式特征、版本信息等。本书的出版则不惮辛苦，又付出额外成本进行二次拍摄，追求当下所能呈现的最佳完整度、色泽与质感。此外，将《琴用指法》卷轴背面的内容完整保留于前言册的最后，为学术研究提供最大化的服务。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为了观赏体验，更是为了传承历史、服务学术。

第三，本书对底本的一些处理也基于文献学观念。在二次拍摄《琴用指法》时，中方工作人员特意要求展开卷首褶皱，露出其下被遮挡已久的一个“安”字。仅从音乐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一字而已，似乎不能造成新的认识。但从文献学角度却并非如此。二十世纪前期日本学者吉川英史藏有一种《琴用指法》影写本，与之对勘能够看到，原书的第一种文献前六行已不可见。其中不仅包括“弦名”一条与四种指法，更包括书名“□用指法”与撰者名“□仲孺”，是至关重要的文献信息。这说明，近百年来，这一珍贵文献仍经历了严重且不可逆的残损。而此次展开卷首所发现的“安”字及其位置，恰与吉川藏影写本第四种指法的小字注“右手安”吻合。因此，它不仅仅将原卷“安”字重现于世人面前，更可以用来印证吉川本的可信性，从而为恢复文献原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

围绕着《碣石调幽兰》与《琴用指法》，有很多问题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碣石调幽兰》是于何时、通过何种渠道传入日本？《琴用指法》的抄集者究竟是唐人还是日人？《碣石调幽兰》曾经是哪一部琴谱的一部分？《琴用指法》中类似梵文的朱笔符号，其构成逻辑是什么？如今，《幽兰妙指》这一清晰、整饬、完备地呈现了写本原貌的高清复原件文献的出现，使得学界对这两部琴学文献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广泛和细化。此次出版，是域外汉籍文献回归中的合璧重光，更让两部重要文献不只是在音乐文献生成史上惊鸿一现——我们更可以期待，琴学界、史学界与文献学界以《幽兰妙指》为基础，展开更多重要研究。

（作者：金溪，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金海